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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书是个良心活 让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为何这么难?

作者:admin      发布日期:2019-11-29   点击:

  原标题:让教授给本科生上课,为何这么难?

教书是个良心活 让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为何这么难?

图片来源:视觉中国

  导语:

  11月的高校,又到了排下学期课表的时节。

  “请督促本学院教授和副教授为本科生上课,并填写情况统计表……”11月5日,河南师范大学教务处更新了一则排课通知,指出,教务处将以给本科生上课情况作为教授、副教授项目申报及年终考核的参考。

  同一天,浙江中医药大学教务处也下发通知,要求教授需为本部本科生授课,授课学时每学年48个以上。

  不少高校动作频频,起因于10月31日教育部发布的《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》(简称“意见”)。《意见》提到“高校要严格执行教授为本科生授课制度,连续三年不承担本科课程的教授、副教授,转出教师系列。”

  “教授给本科生上课”再次成为舆论焦点。事实上,关于“教授上讲台”的提法已多次出现在教育主管部门的文件中。但多年来的高校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中,从未有高校实现教授、副教授给本科生上课比例达到100%的目标。

  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。”1931年,梅贻琦在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讲中这样说道。教书育人本是教师的天职,无暇给本科生上课的教授、副教授,时间都去哪了?让他们回归本科讲台,难点在哪里?

  “教书是个良心活儿。”有高校教师表示,从形式上让教授回归本科讲台并不难做到,如何让教授真正用心给本科生上课、上好课,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。

  教学成了“软柿子”

  此前,一名来自西安的大学生在微博上吐槽:“我们的老师都是刚毕业,上课只会念PPT……”安排刚毕业的老师负责授课,这样的高校并非个例。

  实际上,早在2005年,教育部就曾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》,提出高等学校要把教授、副教授为本科学生上课作为一项基本制度,教授、副教授每学年至少要为本科学生讲授一门课程,连续两年不讲授本科课程的,不再聘任其担任教授、副教授职务。

  2018年1月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,再次提到,深入推进高等学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,突出教育教学业绩和师德考核,将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作为基本制度。

  不过,上述要求此前在高校并未被100%执行。根据2019年QS中国大学100强排行榜,位居前十的大学分别为: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、浙江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南京大学、中山大学、武汉大学、哈尔滨工业大学。记者对上述10所高校的2017—2018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进行了数据分析。

教书是个良心活 让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为何这么难?

相关数据分析

  从给本科生授课教授人数看,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2017—2018学年教授授课人数占比不足70%;复旦大学、浙江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哈尔滨工业大学占比在70%—80%之间;仅有南京大学一所高校超过80%,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人数的比例为80.56%;中国科学技术大学、中山大学、武汉大学此项数据缺失。

  另外从教授授课的课程门数占比情况看,上述高校此项数据大多集中在30%—50%之间,上海交通大学竟不及20%。

  2019年10月底,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表示,“高等学校有三大基本职能——教学、科研、社会服务,但人才培养是第一职责。自从有大学起,大学就要培养人。”根据上述数据,依然有很多资深教授、副教授未参与到授课行列之中,他们都去哪了?

  “太忙,留给教师科研和教学的时间本身就有限。”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宋海瑜(化名)坦言,工作时间有很多事务性工作,例如参加学习活动、座谈活动、学术交流,各种开会、报销、评估、考核等等,这些事情能占去30%以上的精力。

  报销流程繁琐问题困扰了不少高校教师。为此,4月17日,教育部发布通知,减少科研经费报销各类证明材料,缩减审批环节,简化报销流程,要把科研人员从报表、报销等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。

  但是,“不只这些校内事务。”一位不愿具名的高校教师告诉记者,更有甚者,一些教授热衷于参加校外的商业性活动,“类似做个副业或者兼职”。

  记者采访多位高校教师发现,除行政事务外,大部分高校教师的剩余时间也未全部用在教学上。在教学与科研——高校教师的两大本职之间,他们将天平倒向了科研的一端。

  “科研压力很大。”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施云(化名)告诉记者。今年元旦以来至今,她几乎没怎么休息。这学期她担任本科生教学,每周7课时,除了教学外,她需要拿出大量精力放在科研项目上。她手里这个持续项目,已经做了多年。“知情者都明白,对文科老师来说,申请项目困难,结束项目也困难,当年发论文难度极大。”

  施云告诉记者,“理工科教师更是几乎全年无休,扑在各种项目上,还要发高水平的论文。”

  河海大学文科教师徐兰(化名)告诉记者,科研工作除了写论文,还要写项目申请书,随时保持对各种课题的关注,还要参加学术会议,这些都在科研范畴内。

  “指挥棒”导向科研

  “普遍还是重科研。”当问到在科研和教学之间的时间精力分配权重时,有高校教师不假思索地回答。

  上海交通大学在2017—2018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中明确指出:“由于教师的科研任务繁重,整体来看,影响了教师的教学工作投入,时间和精力均略显不足,教师的教学效果都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;教学科研并重型教授从事一线教学的工作量相对较少;长期从事量大面广基础课程教学的教师,博士学位比例不是太高;教学为主型教师的发展机会较少,收入待遇偏低。”

  在高校,科研更直接地关系到个人利益。北京市一位不愿具名的高校教师告诉记者,一个老师如果在科研方面投入较多,比单纯从事教学的收入每年会增加30万—60万不等。科研压力虽大,但方方面面的吸引力也可想而知。

  另外在奖项设置等激励机制上,国家级的教学成果奖每四年评选一次,频率较低,且这样专门针对教学的奖项,相比科研奖项,还是少之又少。2015年,四川大学首届设置并揭晓高达百万奖金的“卓越教学奖”时,还一度引发争论。时任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回应,希望通过这样的激励措施,让教师们多一点时间投入教学。

  但更重要的一点是,“对高校老师来讲,评职称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”宋海瑜告诉记者,按照自己的亲身经历,评职称时有三大方面,分别为教学、科研、社会服务。

  不过,老师们都清楚,对于教学的考核只需要达到一个量的要求,比如一年完成多少课时,至于完成得好不好,没有太多评价;但是对科研考核是有绩效的,比如论文的层次、科研项目的级别,不仅是量,更要求质。

  所以很多老师达成了一个未成文的默契或共识:“科研与评职称的关系更为紧密”。2018年6月,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也曾在公开场合提到,一些学校在评价教师时,唯学历、唯职称、唯论文,过度强调教师海外经历,国外期刊论文发表数量等,这样的“指挥棒”不利于激发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。

  不仅是评职,还有评估。“凭贡献求支持”,教师也需要为单位作贡献。而学校要上档次、学科要上档次,就需要各种学术成果的支撑。评估结果不好会有什么后果?有高校教师透露,后果可能是“学科取消,停止招生资格,老师们就只能是一个公共课老师,或者就要转岗了……这对老师们影响是很大的。”

  南京理工大学理学院教授黄振友认为,(上述问题)归根到底在于评价机制。评价和考核大学的核心指标,对于科研成果,比如有多少论文,多少课题、项目与经费, 多少奖项等过于强调,而对教学成绩重视不够。他指出,办大学的核心任务、大学存在的意义,是培养人,教学是主业,科研才是副业。

  10月31日,吴岩在教育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也指出,教学和科研是现代高等教育学校的两大基本任务,但“重科研轻教学”的现象目前并未平衡。

  好在评价机制中回归教学、重视教学积极的信号正在释放出来。10月底的《意见》中提及,要加大优秀课程和教师的奖励力度,加大教学业绩在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中的权重。

  记者了解到,不少高校开始探索“教学型教授”的评聘路径,并且有了先例。2018年,黄振友就凭借自己的教学实力和成绩,成为南京理工大学首位“教学型教授”。 而此前近20年,教学成绩突出的他曾因其他指标不具备优势,职称一直停留在“副教授”。

  对教学业绩突出教师的奖项奖励也逐渐丰满起来。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人力资源中心主任李贤红告诉记者,除了划定“每学年本科教学32学时”的底线外,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近期出台了《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育教学奖励条例(试行)》,对积极参与教育教学建设与改革、全身心投入本科生、研究生教育教学,教学效果显著提升、产出成果有显示度的教师进行奖励,让“优质师资下沉”。

  “费力不讨好”的教学

  施云还讲到了重科研的另一方面的原因。教学是个特别繁琐的工作,也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,因此教学成果的取得难度更大。“有点费力不讨好”。尤其是在当下,学生中的浮躁氛围也打击着高校教师的教学积极性。

  施云坦言,很多学生热衷于参与活动,极少用功吃苦在学习上,而选择各种捷径。上课,只是为了学分。有难度的、需要花时间的基础课,都选择主动避开。长此以往,老师空有一腔热血也很容易被打消——“教学是双向的”。

  “学生普遍也轻视教学。如果要转变,不是老师单向转变,而是师生共同转变。”施云说。但黄振友觉得,学生不好好学,不应该成为老师不好好教的理由。

  此外,针对高校上下普遍“重科研”的现象,黄振友建议,对大学的评价机制,可以提高教学在考核指标中的比重,弱化其他考核指标的份额。

  但一个不可忽略现实问题是,相较于科研,对于教学的考核是比较难的。“教学都是长线,无法短期出效果。”琐碎的教学工作,比如指导学生的成果、授课质量等难以量化。

  “教学质量不好量化,但也还是一定要评价。”10月上旬,浙大管理学院正在进行“三好老师”评选,其中一方面就涉及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考核。

  据悉,不少高校采取让学生给教师打分的方法考核教师教学,但这种做法也存在争议。“例如一定会有学生给‘放水’的老师打高分,反而给严厉、精益求精的教授打低分。这样一来,没有老师敢严格要求学生了。”宋海瑜指出。

  不过,黄振友则认为,即便如此,学生的打分依然具有参考价值。学校就像是工厂,核心任务是生产出合格的产品;而对大学来说,学生是产品,同时更是受众。因此,学生对教师打分这件事有发言权。

  黄振友提出,学校可以划定一定比例的精英学生,例如5%、10%甚至20%的学生,将他们毕业后的长期发展情况作为对大学的一个考核指标。强调把精英学生的发展作为大学的考核指标,旨在督促大学的教学要有深度,要有精英意识,全方位地认真培养学生。

  “对大学的评价机制改变后,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。”

  “教书是个良心活”

  “推行起来并不难。”记者采访了解多所高校执行情况发现,《意见》出台前,很多学校就已经能够做到“教授、副教授每学期至少承担一门本科课程教学”。

  以宋海瑜所在的学校为例,一直以来,学校就要求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一学年至少要上一门课,纳入教师绩效考核中的要求之一。如果没达到,本年度的考评就会不及格,进而会影响各方面的待遇,以及能否继续做教授。

  政策下发后,不少教师表示支持,但更多的疑问也随之而来。“支持这样的政策,但是如何监控?如何认定是否真的给本科生上课了?提出3年,但具体到3年要多少学时?“恐怕要更明晰之后才有实际效用。”

  相比上述问题,黄振友更关心的是,政策要求教授给本科生上课,上什么课?

  “应该强调上核心基础课。”黄振友说。

  不少微博网友也发出类似的担忧:非要“赶鸭子上架”给学生教课,也未必对学生负责。

  由于教学有一定的重复性,今年上这门课明年还会再上,部分高校教师认为轻车熟路,很少花心思在课程内容更新上。

  但要知道,大学老师不是仅仅拿一本教材讲完了就完的。“教出的学生要有创新能力,做科研项目,训练学生能够上路,这一定是要花精力的。”

  “教书是个良心活。”黄振友认为,上课和上课很不一样。教学要花功夫、要实实在在地劳动、要备课、要上讲台,这个不能含糊,也需要硬功夫。

  采写新京报记者 冯琪 

责任编辑:张义凌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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